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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14:30:52【3409754】
会尽全力把它盯住! 梁林故居并非“50万元摆平” 看到励小捷在场,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发言时,详细介绍了3月6日和羊城晚报记者前往康有为故居进行调研的情况。“我想,前一阵子梁林故居一下子没了,康有为故居会不会‘一个不小心’也没了?当然还不知道要不要拆,但是我现在有这样的担忧,就在这里提出来!” 此时,励小捷悄悄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才回到座位上。 委员发言结束后,励小捷说,刚才出去给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发了一个短信,询问康有为故居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康有为故居不存在要拆的情况,还要整体保护。” 励小捷接着说:“梁林故居的拆除是非法拆除,罚款50万元,大家是不是认为少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法,涉及损害文物的罚款最高只能罚款50万元。下一步,文物保护法要修订。除了罚款,还明确要求建设单位原地恢复重建!在梁林故居被拆的问题上不存在‘50万元就摆平’的问题。” 励小捷又说:“2月中旬,重庆时的抗战文物、蒋介石的行营也是被以‘维护性拆除’的名义拆了。接连两起这样的事件,都打着有法律依据的旗号,国家文物局对此很重视,态度是:所谓‘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励小捷强调:“刚才大家提到的康有为故居,我们会尽全力把它盯住!” 修改相关法律严惩破坏者 励小捷的表态未能彻底打消许钦松的担忧。许钦松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我有个疑惑:康有为故居的保护,这是政府的事;但里面的住户搬走,为什么是房地产商和他们定的补偿合同?这不是很怪吗?”“康有为故居,还是有危险。” 密切关注康有为故居的全国政协委员余辉认为:希望出台这样的规定:开发商违规破坏、拆除古建的,除了罚款外,内部必须整顿,停止营业若干年,期间让他们好好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合格后再上岗。 此次联组讨论会上,许钦松还提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让破坏文物严重者受到刑事处罚,并且追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分管领导的责任。 文物破坏殆尽 名城名存实亡 励小捷说: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有近77万件不可移动文物,眼下,我们国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的矛盾进入了凸显期,这是无法回避的。“文物部门感到压力很大。” 随后发言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文物保护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候,而且应该说是历史之最:文物破坏、被违法拆除,实际上到了殆尽的程度。历史文化名城严格来讲是名存实亡;成片的街区被拆除,一些大家很关注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仅仅是保留了个别的一些建筑,环境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文物法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各种利益集团、各方面的较量,使得这个法律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甚至有很多都是法理方面的漏洞。 张演钦、薛江华、曾颂 两会快评 首席评论 潘洪其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近日参加全国人大广东团开放日活动,提出要对行政审批事项“动刀”,引起强烈反响。省编办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正在做行政审批事项“摸查”工作,要求各部门把自己的“权力清单”列出来,省编办牵头对行政审批转移事项进行梳理,今年上半年有望公布第一批“权力转移清单”。 “只要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以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类审批原则上都要取消”、“企业能办的事,放权给企业;社会能做的事,放权给社会”、“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予以取消;对有利于方便群众办事、提高行政效能的职能,一律下放转移;对能交由社会组织完成的社会公共事务,一律购买服务”……从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表述中,不难体会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削减行政部门权力的决心和力度。经过清理和转移,到今年下半年,很多部门的“权力清单”将大大缩水,以往“大权在握”的感觉也许将不复存在。 一说起“革自己的命”,自己对自己“动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项改革必定让“大权在握”的政府部门万分痛苦,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何以如此?因为在传统的体制格局下,行政权力承载或隐含着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有的可以通过合法行使权力而实现,有的则通过权力延伸、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方式得以实现。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是缩减、转移行政权力,都必然触及政府部门的实际利益,必然让相关人员倍感“痛苦”。 而在法治社会的体制格局下,与行政权力直接联系的并不是政府部门的利益,而是政府部门必须承担的行政责任政府部门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意味着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如果未能尽职尽责,或因失职渎职产生不良后果,政府部门和有关人员要被追究责任。如果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逐渐形成现代法治社会的体制格局,那么,当一项改革需要缩减、转移政府部门的权力,实际上也是要缩减、转移政府部门的行政责任,这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但由于并未触及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不会让他们倍感“痛苦”。 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奉行“遇到利益齐伸手,遇到责任绕道走”的潜规则,将利益和责任分得一清二楚。比如校车问题,有关部门需要付出大量管理成本,承担很大的管理责任,却不大可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所以他们大多“绕道走”,而不愿意主动“伸手”,从而导致“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辆校车”的尴尬。反之,如果某一事项“油水”多,有关部门打破脑袋也要挤过去承担“管理责任”,实际上就是要抢占和分享“权力股”罢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诚哉斯言。把权力当成一种责任和负担,而不是当成一种利益和乐趣,就会催生出一种崭新的权力观念。在新权力观主导下,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也会争取拥有更多权力,但并非为了谋取利益、享受乐趣,而是为了履行职责、承受负担,如果需要削减、转移他们的权力,需要他们“革自己的命”,自己对自己“动刀”,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和阻力。 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使行政权力摆脱实际利益的羁绊,回归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权力本位。广东对行政审批事项“动刀”,向社会公布“权力转移清单”,希望此举能唤起对权力的深刻反思,促使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放下包袱,形成新的权力观念和责任观念,成为国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潘洪其 最近大学里与逃课有关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章,先是本月初,有报道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推出一项上课点名法拍照查缺。再是昨天本报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有老师将学生一个个照相记录,学生间霎时“谣传”四起,后来老师在微博上自诉“拍照只为了尽快地了解、认识学生,不是用于防止逃课。”这“大惊吓”最终有了个小清新结局。 说实在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发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个你死我活才能迈进的大学里,不是一个快乐的玩笑。 我怀疑99.9%的大学生都逃过课,或者动过心逃课。 回顾读大学时,本人也逃过课,被逃的课有两种,一种是老师照本宣科或讲得实在枯燥乏味,坐着也会睡着;一种是觉得那门课没什么意思。这两种课如果某天不敢逃了,那肯定是到了期末复习或是老师点名,一剑封喉。 有些课从不点名,但我们总会上演抢位大战,这种课或是老师水平高,听课是享受,或是新兴课程有趣味,也可能课程深奥考试难,没听课不明理,死记硬背抄书过不了关。 大学生应该是具备学习能力的人,那种老师念重点,学生画线的情景,不应该在大学课堂上出现。上大学是为了学习方法论,找到打开治学之门的钥匙,老师就是那个授匙和指导开门的人。作业和考试,不是为了考学生记住课本的多少段落,而是要考出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大学是自觉学习的阶段,考勤并不会让学生变得更自觉。 严进宽出,是我们大学的现状,靠突击应付考试,是很多大学生毕业的秘笈。与其靠点名维系上座率,不如改革教材和授课方式,让学生不只感到有课上是幸福,上了课有长进,而且不刻苦钻研就毕不了业。 辛 荷 辛 荷 阅尽 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年炒股稳赚,出手吧!你会作何反应?若是陌生人,可能会遭白眼,若是券商、中介公司的投资理财顾问,你或许会怀疑其动机,心生几分警惕。但若是有些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如是说,听还是不听呢? 清华大学教授、政协委员李稻葵先生前日在全国两会上称,“今年投资股市必有收获”。此判断,若基于股市低迷多年,为重聚士气人心,作舆论或道义襄助,或可理解。但若以此作“投资建议”,却大可商榷。 不错,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任后,整饬市场秩序,重塑投资理念,同时,积极探讨制度性的变革,如新股发行、定价机制等,这些措施对股市会起到作用。但是,“政策效应”是否年内就一定立竿见影,变成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收获”,两者之间并没有“直通车”,甚至可能完全不搭界。 如此判断盖因股市多年的教训及非同寻常的“中国特色”。照常理,股市乃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与经济腾飞相生相伴,经济插翅飞,股指至少该乘“高铁”,搭顺风车的股民甭说赚得盆满钵满,也应颇有斩获才是,但事实又如何呢?“10年股指零涨幅”,多数投资者亏损累累,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有人戏言,要想谁破产,那就让他去炒股。 就如“强制分红”,这是广受好评的举措。历经多年熊市去泡沫,人们普遍认为现今股市处于低风险区域,尽管如此,就是那些所谓“最具投资价值”的蓝筹股,若仅凭分红,其收益能超过银行利息吗?所以,不管承认与否,要想从股市有大“收获”,主要的还得靠股价上涨而非分红,中外股市,概莫能外。 况且,中国股市到今天,巨大的市场规模,已很难现长期齐涨共跌局面,即便在大牛市里,没有收获甚至亏损,也会大有人在。其实,股市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和常胜不败的专家,即便被国人奉为“投资大师”的凯恩斯,其理论虽名播四海,但自己却始终是穷教书匠。赫赫有名的美联储前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更曾在股市里赔得连租金和水电费都无法支付。 所以,理论、观点是专家的,但荷包钞票是自己的,投资与否还得靠自己掂量。股市变幻莫测,能否收获,因人而异;赚钱与否,也不遵循“羊群效应”。这一点,倒是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较务实,他从不讳言劝低收入、抗风险能力差的人远离股市。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抗不了风浪,就别往股海跳。 阅尽 王则楚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面对世界持续放缓的经济形势,面对超发货币形成的预期通胀的压力,今年两会是一片减税、减负的呼声。 报载,在进入审议财政预决算阶段时,对于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反映税负过重和建议减税的呼声,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记者会上直言,中国目前整体35%左右的税负的确不低。而财政部长谢旭人在人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则表示,税制改革总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逐步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今年,要进一步落实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看来是的确要减轻税负,惠及百姓了。 减税从哪里减?必须在平衡收支的情况下减!如果收支都不清楚,怎么知道在哪里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又从哪里着手? 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连续多年超过GDP的增速,有的几乎达到近一倍,但财政预决算报告却远远没有涵盖国家的全部收支。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收入和支出,以至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留了9000亿财政赤字,一年过去,不仅没有9000亿赤字,反而出现3000多亿盈余。”中央财政笑哈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减税应该从中央税收减起。 另外,减税如果不能让基层财政收入增加,则必然使地方各级政府有收费或者怠政的冲动,根本达不到减负的目的。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只是对征税起点和方法做了修改,对于个人所得税的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根本就没有涉及!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到底是减少国家的,还是减少地方的,还是大家一样比例减少?如果只是提高起征点,所有税收都中央和地方按一样比例减少,“中央财政笑哈哈,县区财政叫呱呱,街镇财政哭爹叫娘”的状况还将依旧不变。 我们既要减税、减负,藏富于民;又要增加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也就是说,在税法制定时,对于老百姓、对于中小企业,应该是在税制上做到“可收可不收的尽量不收”,对于垄断、暴利则应该“应收尽收”,尽可能把更多的税源留给基层政府,让他们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 凤凰网的彩票合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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